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参与国际多边组织和全球多边机制的进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党的二十大报告
未来，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当前，如何更好地表达中国声音、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高质量地培养更多优秀全球治理人才，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全国表委员也在呼吁加大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培养力度。我们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几位曾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嘉宾，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段风华中国教育新闻网执行总编，2012—2017年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馆一秘教育领事
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曾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叶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公派至联合国总部实习
主持人：国际组织是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分配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阵地。国际组织所需人才要求全面发展，适应国际跨文化交流并具备全球视野，既能立足中国实践，又能与世界对线位嘉宾都曾在国际组织工作过，首先请结合你们的经历，分享一下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体会。
：2008年11月3日，由中国政府提名，我在美国纽约角逐“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这是联合国新设立的人权机构，其使命是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我连续4年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也是委员会4位官员中唯一的连选连任者，这既体现了各国委员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我让世界看到了一位重度残疾人、一位女性，能够成为中国一流学府的教授，能够成为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能够被中国政府提名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尊重人权最生动有力的佐证。
习指出，要“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各国都有权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我对此有着深刻感受和切身体会。向国际社会讲好故事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宋允孚：1964年周总理结束对亚非14国访问后，决定派应届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为开拓外交工作培养人才。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有幸被选中到摩洛哥学习法语。后来，我被派到非洲参加援外医疗队，从此在卫生外事部门工作26年，年近半百才应聘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工作14年，从资深外交官到世卫组织伙伴关系与联合国改革协调员。
在我79年的人生经历中，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国外度过。而在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际组织任职。1986年我任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时初次接触国际组织工作，到各地选拔了20多位年轻业务骨干，并将名单递交给世卫组织，但录用情况不理想。1994年我应聘到世卫组织工作，才发现此前我们并不熟悉国际组织人力资源的运作。
几十年的海外学习及外事工作经历，让我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历程，更让我深刻意识到让更多优秀人才站上世界舞台已刻不容缓。退休至今，我一直在为推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而奔忙。
叶健：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我被公派至联合国总部实习。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实习工作的中国青年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收获便是在现实层面上开拓了全球视野，加深了对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为了能前往联合国实习，我也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比方说，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与联合国实习和工作相关的信息，我当时几乎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内所有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相关的资料都看完了。
另外，在实习前后，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核心工程，我系统性地集中学习了《选集》（5卷本）、《文选》（3卷本）、《文选》（3卷本）、《文选》（3卷本），以及《习谈治国理政》（4卷本）。因为我一直相信，“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他们对于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的精辟论断给我非常大的启发！
主持人：我国当前全球治理人才的现状如何？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处在什么水平？
商文江：高素质的具备全球胜任力的人才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服务于国家涉外部门的高素质人才，比如国家部委的涉外司局；二是具备国际胜任力，服务于国际组织的高素质人才，比如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和专业专门性国际组织，以及有影响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三是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的高素质人才，比如涉外工程建设、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等；四是服务于新型涉外人才教育和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比如国际教育、国际胜任力领域的教学研究。
我认为，高素质的具备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化人才依然是我国人才队伍的短板，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性需求。需要加快补足、加快夯实。
宋允孚：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6年习提出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以来，中国培养和推送国际组织人才的工作力度空前加强，在国际组织的任职状况有了很大发展。
然而，从总体上看，我们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仍不尽人意，中国职员人数偏少，职务偏低、结构失衡。我国有5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一把手，但这不可持续：一把手岗位实行任期制最多连任一届，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不得不考虑地域因素。
我多年研究联合国有关文件，联合国秘书处2021年司长以上官员有942人，中国仅13人，占1.38%，其中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级别中国仅2位，而美国7人。此外，中国职员总数一直偏低。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最多的20个国家，中国很长时间都不在其列。2021年才排第19位，569人占职员总数的1.59%，远低于美国的2445人，甚至低于刚果（金）和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显然，我们还要做更大的努力，而且有很大发展空间。
联合国为实现会员国公平的地域代表性（equitablegeographicalrepresentationofMemberStates），计算出各国按地域分配的适当幅度（geographicaldistributionunderthesystemofdesirableranges）。计算的主要参数是会籍、会费、人口，会费的权重最高占55%。联合国从业务官员及以上职类确定一定比例岗位为地域分配名额。按此办法招聘的人员，担任正规预算供资的职务。1988年秘书处地域分配的基数为2700人，2021年共3116人。中国的会费比额上世纪70年代初为4%至5.5%。改革开放后会费大幅下降，1983年至2000年的17年间中国的会费比额占比一直低于1%。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近20多年来中国会费比额连续提升，2022年达15.254%，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22%。由于会费增加，分配给中国的名额也随之提升
我统计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内的13个国家的数字：法国、英国、俄国均在其适当幅度之上或之内，美国虽然同样代表性不足，但其实人数高于中国三倍。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超过半个世纪，中央提出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也已经8年，可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至今严重不足。所以说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说是当务之急，实不为过。
一是强化国际政治、国际发展两大知识支柱。国际政治、国际发展作为国际知识的两大基本支柱，是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知识体系的基础内容。要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发展两大核心课程并纳入高校通识课程或者相关专业基础课。
二是补足区域国别、当代中国两大知识短板。美国从二战后开始兴起区域国别研究，之后便将区域国别纳入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以服务于其全球化大国的需求。我国在2021年将区域国别作为一级学科（交叉学科），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同时，由于长期“国际国内”学科割裂的问题，导致即便是国际领域相关专业的学生，其“当代中国”的知识也极其匮乏。
三是加强国际组织、区域国别、涉外法治、国际财经人才培养。通过项目、学位教育等方式，推进国际组织、区域国别、涉外法治、国际财经四大领域的人才培养，总结国际组织领域的人才培养经验和问题，进一步提升其培养质量和层次；同时，在区域国别、涉外法治领域，借鉴国际组织人才先行先试的经验教训，完善培养方案，加快人才培养，进而为我国在国际组织外交、双边外交、国际规则领域储备大量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人才。
四是全面推动全球胜任力教育。“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是青年一代适应全球、走向全球的基本素养。全球胜任力包括: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具备参与全球治理的知识储备等。要加强相关技能性课程和能力培养，如跨文化沟通、语言和翻译、领导力和管理能力、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等。
五是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需要打破国际类的学科藩篱，加快建立基于国际法、国际事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不同专业的问题和目标导向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活力。可基于全球重要或新兴议题，建立国内跨校型人才培养项目，凸显综合类院校、专业类院校及一流专业的优势。需要采用多课堂融通模式，强化“理论课程+实践+实习+海外交流”的有效融通。
宋允孚：习提出加强培养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重点讲了三句话：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重要主体，国际组织人才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参与全球治理，要两条腿走路或曰双轮驱动。一方面是国家代表（含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相关人员），另一方面是国际职员（含在联合国等国际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任职人员）。我认为，国际组织人才不应仅局限于国际职员，因为能加入国际组织成为国际职员的是少数。从广义上讲，国际组织人才属于全球治理人才的范畴。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首先，突破人才瓶颈，这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任务。培养方式，主要是办培训班：人社部自2010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举办国际组织任职暨后备人员培训班，培训对象主要是国家有关部委的公务员。从2010年即开展培训的还有中国科协、科技部、中科院等。后来，有关部门各自举办培训活动。
此外，我有两点建议。人才培养一方面要抓好一般培训，更要有针对性实训，为准备推送的人员创造机会实践和接触机会（exposure）如安排他们参与有关国际组织项目，参加相关国际会议，接待国际组织官员来访等。其次，培养培训目的是推送符合条件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必须研究改进人才推送的策略措施和方式发放，深入开展调研，包括国际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办法、岗位空缺，等等。目前这方面工作似有待加强。
第二，做好人才储备，需要在政府部门指导下，由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创新培养方式。培养方式首先是“唤醒”，提升高校师生的认知：如教育部2017年4月开班的“推进到国际组织实习工作培训班”。人社部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分别多次请联合国人力资源官员来华开展宣讲咨询活动（UNJobFair）拓展师生对国际组织招聘工作的了解。中国联合国协会2010年起每年为大学生举办一期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班。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2020年开展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专业委员会2021年成立，组织录制国际胜任力课程，近百所高校参加……
第四，鼓励有博士学位的同学参加初级专业人员JPO项目、资助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都是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重要和有效途径。此外，很多高校利用寒暑假，组织“训练营”“模拟联合国”“外事礼仪大赛”等活动，邀请资深国际职员讲座等。有的高校还组织少数同学到国际组织实地访学。
第二，要发挥好女性的优势。中国女性应该发挥好半边天的作用。我们还是要看到和其他国家之间在环球治理人才方面的差距，比方日本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任职人员就比较多，而且女性的任职比例相当可观。他们就是从女性这个角度切入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在这一方面赶上。
第三，要发挥好派的作用。我是第十三、十四届九三学社中央常委。2008年我在纽约竞选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啊，我国常驻联合国使团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还专门介绍我是九三学社社员。
第四，在联合国任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卑不亢，原则性的问题上是绝不能让步。在联合国任职的第二年，我就主持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九条中的有关“无障碍”条款的一般性辩论日活动，并且出台了相关文件，也进一步推动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相关改革。
第五，要学会跨文化沟通的艺术。我完全赞同全球化的人才要懂得跨文化沟通这一观点。对此，我也是深有感触。2000年，我考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2001年成为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的外国盲人学生。2011年获得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是中国大陆唯一获奖者。我就是当年在哈佛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回国首创开设跨文化沟通《沟通艺术》这门课程，很受学生欢迎，被评为科学院优秀课程。在哈佛所接受的教育让我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
最后，在联合国任职，一定要做好功课，要准备好。我自己在联合国任职之前，已经是世界盲人联盟的文化委员、妇女委员理事，后来又有机会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总体来看，现在国家对于这方面工作越来越重视，相关的方针政策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对青年学子们来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提升了，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大有作为。
宋允孚：年轻人有到国际工作的愿望值得鼓励。我和曾担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的徐亚南、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王纪元编写了《国际公务员素质建设与求职指南》可供青年朋友参考。这里简单讲三点。
第一是认知，建议年轻人广泛浏览国际组织网站，看哪些组织有适合自己专业和兴趣的岗位。不要简单从国际组织的名称判断，因为每个国际组织都需要很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如世卫组织65%岗位和医药卫生专业相关，另35%涉及信息、统计、财会、物流、传播、管理等很多其它专业。
第三是技巧，递交申请也有学问。求职信不要重复已书面提交的简历，应该突出自己的特色与亮点，讲清动机（motivation），做出承诺（commitment）。联合国有一个明文规定，即3RIGHT原则：选对时机，选对人，做对事（rightpersoninrightplaceatrighttime）。申请入职，包括填写简历、参加笔试面试，要让考官相信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就要适学会适度包装自己，巧妙“推销”自己。
作为《国际公务员的成长》作者之一，我们共同的感受是：面对宏伟的目标，我们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践行三字箴言“卡、尖、斌”（能上能下，能大能小，能文能武）；笃信天道酬勤，永远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在国际组织工作，为世界人民服务，不是国家的代表，但时刻体现着中国的形象。这本书封底写了这样几句话：“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世界是个大舞台，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永远要做最好的自己。”（Thinkglobally,actlocally.Theworldisabigstage.Whereverwego,whateverwedo,wealwaysembodyChina΄simage.Alwaysbethebestofyou）。
最后，我想以曾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的王光亚对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同事讲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国际公务员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
叶健：我之所以能够有幸前往联合国总部实习，个人的兴趣和努力固然是基本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三个平台：第一，时代的平台。进入到21世纪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问题和人工智能监管问题，都需要在一定的国际治理框架下寻求“全球最优解”。
第二，国家的平台。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此外，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相继开设的“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以及“高校国际组织师资出国留学项目”，也给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提供了中国人才支撑。
第三，院校的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在2019年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组织学院。作为学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计划”的学员，我有幸得以聆听很多政府与国际组织官员的讲课，他们不仅在“术”的层面教给我很多关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知识，更在“道”的层面为我指明了关于国际格局调整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探索方向。
前往联合国实习和工作，实际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们在联合国实习的中国青年，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联合国实习的中国青年，倡议创建了中国国际组织实习生交流群（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InternsNetworkingGroup），争取给大家提供一个平等而友善、多元而和谐、轻松而活跃的对线日的统计，交流群的群员分布已经遍布全球53个国家、近80个国际组织。此外，为了加深中国青年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与理解，我们还编辑发布了一本公益性的电子参考书《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中文选集（2016-2021）》。现阶段，我们也正式尝试汇编一本《中国国际组织实习生回忆录》，希望能对中国未来5-10年的国际组织实习生提供参考。
从全局角度看，我认为中国青年需要有一个相对全面、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从具体的实施策略来看，我建议中国青年一定要注意加强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如果能够在全球治理的某一个细微领域取得“绝对性的优势地位”那就更好了。因为国际组织领域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就是《道德经》中所讲的，“反者，道之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与竞争对手“反着来”，这样可能更容易得到国际组织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