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中体西用”之谓。学术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证中国文化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
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明的活的灵魂，“古今中西之争”反映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中并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冯契先生看来，“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制约着哲学的演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古今、中西’的相互作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次反映。
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他深刻阐明：“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并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
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习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今天，中西文化比较在学术层面上更多体现为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自我，在对话与会通中拓展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实践场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必要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内在逻辑，就会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并为之赋予时代内涵，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文化“涵化”。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创造新文化的来源之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我们要以文化自信彰显百余年来在苦难辉煌中汇聚的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性格，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结合”的前提是，这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是彼此相互契合的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化学反应”，在有机结合中产生了一种新文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践履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颇为契合。在章太炎看来，“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解析现实生活，更在于解决时代问题，思想的直接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得到高度强调。可以说，重视知行合一与实践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交汇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社会性规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现实超越性内在契合。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究人性善恶之初始规定的同时，重视后天习得中的“日生则日成”，正是实践中的求索使“性相近”的个体“习相远”，弘毅者以良知良能成己成物。马克思强调作为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根本上是在实践中塑造的。在现实的关系域中理解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人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变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性及其实践生成的共有观念。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强调万事万物的变化与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内在契合之处。儒家主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马克思强调辩证法揭示的乃是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是一种生命原则和存在方式，其作为思维方法的特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以唯物辩证法重释道立于两、和合共生、物极必反的时代内涵，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质与实践内涵，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语境。
最后，儒家孜孜以求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展望的未来理想社会内在契合，可谓大道相通。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理想社会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素为中国古代先贤所向往，被描述为讲信修睦的“太平世”。可以说，“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作为马克思学说的，其社会理想同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兼容的性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有一种文化的“前见”，实则追求理想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是其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形成的新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生命体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作为一个为实践所确证的历史事实，“第二个结合”在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因为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人们所接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百余年来，我们党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承继这份珍贵遗产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问题的实践探索中深度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并有力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文明获得现代力量，亦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建构体现了文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熔铸而来的，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特质。正如习所指出的：“‘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选择发展道路，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传统美德涵养现代人的情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今日之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五千年未有之制度文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中华文化“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传统，回应世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期待，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秉持时代精神，补充、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并激活其生命力。
为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悠远绵长的力量，乃是因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既具有直接现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限制，从而发挥持久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决于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固守传统，而是深刻理解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特质和发展趋势，实际发挥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要以历史连续性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当代延续，从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古老文明，基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进行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
只有走向历史的深处，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历史上任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都不可能仅凭借其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族独立和文明进步，古希腊罗马时期北非、西亚遭到入侵而分裂是如此，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战争后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实践中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正是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在百余年实践探索中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浴火重生，使中华文明绽放时代光彩。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新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历史思维方式探究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和价值追求，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再生再造的精神特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等立德化民和治国理政之道，把握其深远历史意义及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今天，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实现理论创新和文化认同，要坚守魂脉和根脉，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追求美好生活，谱写中华文化发展的崭新华章。
概言之，“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文化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有力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使之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途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新的文化使命与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巩固和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臧峰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